卢锋：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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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全球失衡背后：大国博弈与多边治理——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启示

卢锋、杨景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6年10月25日 [1]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失衡

今年G20财金渠道对话聚焦的全球增长、全球失衡、全球主权债务三大议题，集中反映国际社会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核心关切，体现多边经济治理的重心所在。三大议题各有独立内涵，同时存在内在逻辑关联，全球失衡是串联另外两大议题的关键枢纽。近年来全球失衡再度抬升并呈现出新特征，我国作为主要顺差国，在全球失衡议题的多边磋商中处于重要位置，9月初阿什维尔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下简称 “两长会”）出现的分歧，反映该议题背后复杂的大国博弈，部分成员存在借失衡议题向我施压的倾向。系统把握新一轮全球失衡的特征和成因，在多边对话中坚持原则抵制施压，同时推进国内结构调整，通过对外稳慎博弈、对内深化改革的两手安排争取发展主动权，是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直面的重要现实课题。

全球失衡作为串联全球增长与主权债务的纽带，是理解当前全球经济矛盾运行逻辑的关键一环。首先看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增长常常与外部收支失衡机制深度绑定，失衡事实上构成增长的重要结构性条件。这一点在作为全球最大逆差经济体的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长期存在高消费、低储蓄的结构特征，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部储蓄流入提供资金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领先的金融体系与前沿科技创新能力，具备持续吸纳大规模外部储蓄、为自身结构性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融资的现实条件。例如，本世纪初IT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降息托底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外部逆差扩张至历史高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深度衰退，经济收缩的强制调整压力才倒逼逆差占比阶段性回落。然而近年在疫情冲击叠加AI产业技术变革新环境下，美国增长依赖逆差扩张的结构性特征再次凸显，这也是美国推动今年G20将全球失衡议列为重点议程的现实背景之一。

全球失衡的顺差国分布比较分散多国并存，但顺差国经济增长同样嵌入外部失衡因素影响。石油出口国经济增长以外部顺差为顺周期变量，本质上受制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周期涨落。日本、韩国等当代制造业出口优势显著的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节奏与外部需求，尤其是美欧经济周期转换，存在显著联动。制造业强国德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部市场与顺差支持，欧元创建后则与欧元成员国接受逆差失衡的能力深度绑定。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追赶，但受内外因素制约实际汇率难以灵敏有效调节，不足以对冲外部竞争力持续提升带来的影响，开放增长过程也会伴随顺差规模趋势性扩大。全球失衡，是逆差国和顺差国两类经济体失衡增长模式相互塑造的产物。

另一方面，催生失衡型增长的宽松宏观政策环境，直接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条件，并在宏观治理能力薄弱的经济体累积过度债务脆弱性。理解失衡与债务之间深度关联，首先需要厘清 G20对话聚焦的“全球主权债务”的特定内涵：主要指中低收入经济体向境外债权人举借、以外币计价的各类主权债务。历史经验显示，这类债务间歇性集中爆发违约风险；由于债务国自身修复能力有限，现行国际体系不存在具备强制约束效力的主权债务重组国际法机制，危机爆发后往往需要启动多边救助与债务重组程序，借助外部力量帮助其走出危机。上世纪末拉美债务危机、重债穷国（HIPCs）债务危机均属于此类情形；近年G20主导的缓债倡议、共同框架、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也是针对这类全球主权债务风险的治理工具。

这类债务风险与失衡主导的全球经济模式存在深刻联系。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高油价、高通胀与贸易逆差并存的局面，石油输出国积累的巨额顺差转化成石油美元，大量流向拉美新兴市场。后来，沃克尔主导的美联储针对美国通胀顽疾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全球美元流动性急剧收缩，触发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并倒逼美西方首次以多边方式实施大规模救助。本世纪初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欧推出非常规宽松政策，持续压低全球融资利率。宽松环境便利发展中国家借助外资加快发展，但也为部分经济体过度举债埋下隐患，成为近年主权债务风险暴露的宏观背景。此外，顺差经济体对外发展融资规模扩张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但是如果债务国对资金运用不当，叠加币种、期限错配等问题，也会在部分个案中推高偿债压力与债务脆弱性。由此可见，主权债务风险与大国失衡增长模式之间存在重要的传导链条。

全球失衡与当代经济增长、主权债务风险之间的深层联动关联，从一个侧面展现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功能。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依托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通过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做大全球经济总量蛋糕；另一方面，全球化内生地带来国际收支不平衡，当顺差、逆差持续过度扩张，失衡问题就会转化为经贸摩擦来源与大国利益博弈的焦点。因此，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秩序与整体环境、持续获取全球化效率红利，客观上要求建立配套的协商对话与协调机制，对外部失衡的过度扩张加以治理，缓释全球化自带的矛盾分歧。

近现代全球化演进过程中，大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调节对外收支失衡，是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议题。失衡调整虽不乏大国谈判磋商，但最终常常依靠经济衰退、市场剧烈出清等被动方式强制完成。当代全球化深化阶段，G20成为全球宏观经济对话的核心平台，本世纪初就全球失衡扩张展开政策对话；G20升级为峰会机制之后，失衡议题持续得到重点关注。然而，全球失衡深植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大国生产率追赶、大国经济竞争力消长的变革背景，失衡治理涉及成因判定、责任划分、调整方案设计、调节成本分担等复杂认知与利益博弈，G20协调的实施成效至今仍比较有限。2026年9月初G20阿什维尔两长会分歧，正是该议题复杂因素与敏感性的最新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既受益于全球化红利，也无法回避全球失衡带来的各类矛盾。如何辨识全球失衡的底层成因与传导影响？如何理解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驱动顺差扩张的内在机制及利弊？如何在G20多边框架下厘清合作空间与博弈边界？如何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改革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以上都是我国开放经济研究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本文是一组系列研究的开篇，后续将结合G20失衡对话历程与我方参与实践展开递进讨论。本文以2026年G20财金渠道对话为场景，复盘9月阿什维尔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释放的核心信息，探讨我国的应对思路与政策策略。

二、在阿什维尔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年8月31日至9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两长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作为本年度 G20财金轨道的关键收官活动，本次会议旨在系统复盘全年核心议题磋商进展，为年末领导人峰会凝聚共识；然而由于各方未能就会议文件达成一致，会议未能发布联合公报。会后美国发布《美方主席国主席声明》，提及仅有中国对声明的若干段落表述持有异议，试图将会议未能达成共识的责任片面归因于中方。9月2日我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回答有关提问时，明确肯定G20积极作用与我国积极和建设性参加G20对话，重申G20应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表示“中方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

上述阿什维尔G20两长会的博弈结果，立即成为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的热点话题，再次激活当前G20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运行方式的关注和讨论。这个事件为认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国际经贸关系提供了一个现实视角，对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外部环境复杂因素与推进经济再平衡的紧迫感具有借鉴意义。基于这个观察，有必要透过媒体热点报道的丰富而杂乱信息，首先追问探讨在阿什维尔两长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两长会未能发表联合公报，究竟是经常发生的程序现象，还是绝无仅有的异常事件？美方作为主席国在声明中点名中国，其罕见之处又在何处？

为对上述问题得到比较接近事实的解答，我们首先利用公开资料和数据，对G20历史上两长会发表公报与未发表公报的情况、以及未能发表公报的可能原因，做一番粗略梳理与讨论。据初步统计，1999年 G20财长与央行行长对话机制建立以来27年间，G20累计召开79次两长会，其中25次会议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公报，无公报会议占比超三成，说明两长会发布公告虽然大体属于常态，但是会议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发布公告也绝非罕见。

G20两长会次数、节奏与发布公报情况

说明与数据来源：2026年会议次数截止9月份。根据G20历史资料整理。

观察25次没有发布公报会议的具体情况，大体可分为三类不同场景，其中仅有少数属于由于成员国之间立场和意见分歧导致的联合公报流产。第一类情景是具有边会性质的两长会经常未发公报。每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秋年会期间，到场与会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通常会就便举行会议，推进当年财金渠道的对话议题。这类边会有时也会发布公告，但是或由于会期较短以及议程安排原因，实际出现未发公报情况的频次较高。数据显示，两长会总共25次未发公报中有14次属于此类。

第二类是新冠疫情期间两长会未发公告频次较高。疫情期间主要以线上视频方式举行两长会，与合作抗击疫情冲击形势有关该时期两长会召开密度最高，例如2020年共举行八次创造年度两长会次数记录，疫情大流行三年（2020-2022年）共举行16次两长会。，可能受到线上沟通效率不足与磋商深度等因素限制，也可能与具体场次会议磋商内容特点或共识基础相关，这个时期举行的两长会有一半即8次没有发布联合公告，显著高于G20历史上两长会总数未发公报的比例。

第三类则是由于近年成员国对特定议题意见不一致未能发布公告，体现新形势下G20对话机制面临共识形成难度上升与治理博弈因素增加的情况。G20对话成果共识形成，遵循所有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如有成员国对相关问题持不同看法就无法形成公告。初步梳理相关资料显示，2022年至今——包括最近阿什维尔会议，共有6次两长会因成员之间就特定议题意见不一致未发公报，显示G20面临效能趋于弱化的现实风险。不过需指出，即便在近年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形势演变背景下，仍有两长会克服困难发布了会议公告。如2024年7月里约热内卢会议与2025年7月德班会议都成功发表联合公报，考虑形成共识和发布公告面临诸多困难，南非财长戈东瓜纳称德班公报在全球紧张局势下达成\"堪称巨大成功\"。可见即便在目前形势下，G20成员国仍努力克服困难谋求达成共识。

从G20主席国两长会后发布的官方信息看，近年导致公告流产的具体分歧议题因时因事而异。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成员国主张会议文件应对俄方表达谴责，也有成员国基于G20作为国际经济主要对话平台的定位，不赞成将地缘政治冲突纳入财金渠道文件，这方面议题意见分歧成为不止一次两长会未能发布公告的重要原因。另外近年加沙冲突、气候融资等议题也曾引发意见分歧。今年阿什维尔会议从美方发布的主席声明来看，发生分歧对象或涉及中东冲突、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主权债务等议题的具体表述。

另外在由于成员国意见不一致导致两长会无法发布公报场合，主席国对分歧具体情况的说明方式也不相同。最初在主席国声明之类文件中，采取陈述事实但不公开点名持有异议国家的方式。例如因为成员国在俄乌战争等问题立场分歧，2022年10月G20财长与央行行长华盛顿会议未发联合公报，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发布“主席总结（Chair's Summary）”指出：“许多成员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认为俄罗斯非法、无端、没有正当理由的侵略战争损害全球经济复苏。其中一些成员指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未以粮食为目标。一名G20成员表示，乌克兰战争以及相关制裁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一名G20成员认为，制裁是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该文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成员国均采用匿名方式虚指，同时记录会上各方陈述，回避提及相关国家名字。

但是2023年印度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改为在注释中点名持异议成员。例如2023年2月G20班加罗尔两长会后印度发布《主席总结和成果文件》（Chair’s Summary and Outcome Document），其注释写道文件 “第3段和第4段，除俄罗斯和中国外，得到所有成员同意”。2023年7月G20甘地讷格尔两长会，涉及俄乌冲突、维护国际法与威胁使用核武器等相关内容表述再度出现分歧，会后发布的《主席总结和成果文件》注释1指出“中国认为财金轨道不应讨论地缘政治问题”，注释2说明俄罗斯不同意第2、3、5段表述，涉及俄乌冲突影响、维护国际法和多边体系、“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均不可接受”等内容。

2025年南非作为主席国对美方持有异议采用类似印尼主席国的较克制方法。2025年2月G20开普敦两长议未能发表公报，外媒报道基于美国在气候融资和关税措施等议题的孤独立场，推测美方很可能是导致未能发布公告的主要异议方。但南非发布主席总结时并未特别点名美国，南非财长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还特别表示不会点名任何国家。2026年9月初G20阿什维尔两长会后，美方主席国声明再次用点名方式说明会议未能发布公告原因，其声明标题注释写道：“除中国不同意第4、10、11和13段表述外，所有G20成员都同意这个声明”。

基于上述梳理观察，可见今年9月初G20阿什维尔会议事态特殊性，不在于两长会有没有发公报，也不在于用主席国声明代替公报，甚至不在于主席国声明点名或不点名特定成员不同意公报的特定表述，因为G20两长会未发公报情况经常发生，主席国声明点名特定成员持有异议使公告难产情况也并非罕见。阿什维尔会议情况独特性在于，美方利用其主席国议程设置权和话事权，仅点名单个成员国中国对若干表述持有异议，试图将未能发表公报的责任公开归因我方。这并非意味着其它G20成员都欣然接受美国声明全部内容和表达方式，不排除其它成员有不同看法但未公开表达的可能。不过从可观察事实看，我方是在公报文本磋商阶段唯一表示对特定段落文本持有异议的成员国。

三、四段文本涉及三个问题

那么我方在哪几个议题上认为需要力排众议独自狙击呢？我方异议背后有哪些可能的立场和政策考虑因素？上述“美方主席国主席声明”提及我方持异议的四段落文本，内容涉及今年G20财金渠道聚焦的全球增长、全球失衡、全球主权债务治理等三方面核心议题。具体观察三点分歧问题各有其重要性，其中全球失衡相关文本内容涉及对我国体制政策特征的隐射和误读，叠加前文讨论的全球失衡议题特殊重要性，因而其相关表述涉及分歧内涵尤为复杂、深刻与敏感，尤其需要深入分析探讨。

第一个问题涉及美方会议主席声明第4段内容有关中东冲突的表述，包含文本关于中东冲突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全球航行自由、安全和可预见性条件影响等方面表述。笔者理解认为，我方对该段文本异议可能源于两方面考量。其一，就议题本身而言，2026年中东冲突确实对全球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该文本对冲突背景的叙事存在明显片面性，未能客观完整阐述冲突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我国一贯主张，现行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联合国是处理地缘政治争端的核心平台；中东冲突本质属于地缘政治议题，G20作为国际经济对话的主要平台，在论述中东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如何把握G20的议题定位也存在敏感因素。

第二个问题涉及主席声明第10段和11段有关全球失衡的内容表述。第10段在分析全球失衡时，用三句话阐述G20对所谓“非市场政策和做法（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MPPs）”的负面影响、调整方式与基本立场，接着仅有一句话提及逆差国的调整责任。文本中的NMPPs表述未点名具体国家，但分析其内容并结合其语境，显然是影射和针对我国。今年G20全球失衡研究小组对全球失衡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对话，各方提出的全球失衡成因包括国际分工、人口结构、宏观政策、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多重复杂因素，上述文本片面聚焦一个未形成共识的单方面归因，显然有违多边对话的客观性基础，中方有充分理由对相关叙事提出合理质疑。

第11段主要内容是对围绕全球失衡议题，IMF、OECD等国际组织布置一系列任务，涉及从“提供更精细的情景分析”到“改进其数据来源”的多方面具体要求，文中直接表示这些工作要针对所谓“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虽然纵观我国过去参与G20对话情况，并非一般反对利用国际组织的专业和技术能力优势支持推进G20的共识议程，但是上述任务要求与第10段片面和歧视性的归因分析思路和论断紧密联系，实质上是要求国际组织为一个缺乏多边共识基础的负面标签搜集提供“证据”，对此我方自然会有保留意见。这两段内容都是围绕全球失衡议题：前者聚焦原因和影响分析，后者提出具体应对建议。

第三个问题涉及主席声明第13段有关全球主权债务治理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部分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少数国家陷入违约压力，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显现。作为当前主要双边官方债权人，中国积极参与 G20推动的“缓债倡议（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DSSI）”、后续债务重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以及全球债务圆桌会（GSDR），在暂停债息偿付与几个危机国债务重组中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在近年全球主权债务治理讨论与实践中，中方主张所有债权人都应参与债务重组，倡导落实待遇可比（Comparability of Treatment）公平准则，对现行多边债务治理机制中不合理因素提出建设性改进意见。另外我国主权债权统计口径与数据披露方式的特点，也成为多边讨论的议题。

给定上述背景，第13段部分表面看中性表述也可能存在引发争议因素。例如该段有句话：“在此类情况下，G20官方债权人之间开展更广泛的协调，有助于简化债务重组流程。”从字面措辞看似乎是中性表述，但在近年G20债务谈判具体过程中，中方作为最大双边官方债权人在“共同框架”参与方式、债务数据披露、与巴黎俱乐部成员协调等问题上，频频受到质疑和施压，因而上文表述仍暗含针对中方的含义。

此外，该段落提出多项全球债务治理的技术性改进方案，包括拟定 G20非约束性、仅具说明效力的谅解备忘录范本，更新借款国债务处置操作手册，依托世界银行债务人报告系统升级债务信息披露机制等举措。这些要求直接含义意在优化债务重组流程、提升数据标准化水平，但在当前全球债务治理博弈格局下，相关规则引入或升级或具有约束中国未来相关谈判选择空间、对中方派生额外数据披露要求与引入透明度压力等含义，因此中方对此类条款可能也持有保留意见。

这里对全球主权债务治理问题做一点延伸讨论。本文第一作者2025年底曾在国家两个对外部门相关机构内部座谈讨论中，梳理近年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新成就与面临的新矛盾，具体从三个维度观察我国近年经济外交工作的七方面进展，并重点围绕外部失衡、债务治理两大议题分析新的现实矛盾。全球主权债务风险超预期新变化引发的外部融通循环的扰动，给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与拓展经济外交工作都带来新的矛盾。例如世界银行《全球债务报告》及其国际债务统计（IDS）数据库显示，近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主权债务融资整体呈现资金净回收状态，且2022-2024年净回流的绝对值趋势增加。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IDS）”数据整理。

首先需明确，在债务风险上行、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基于风险研判短期审慎收紧外部新增放贷和回收存量资金是必要的政策调整与理性选择，也契合近年有关部门提出的对外投融资风险管控的“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等“三不原则”导向。同时也应看到，从开放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看，若中国在较长时期维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国内净储蓄对外输出派生的大规模外汇资源，需借助资本和金融账户正常渠道在境外配置。近年国际环境变化背景下，面向发达经济体投资受到制约，如何在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投资渠道，是关乎大国经济外交战略实施和开放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现实问题。从这方面观察，我国积极看待与利用参与多边主权债务治理谈判的创新和引领空间，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未来多边主权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也有利于我国开放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更好实现大国经济外交目标。

回到G20阿什维尔两长会分歧，中方对美方主席声明异议的三类议题，其分歧性质、博弈内涵与长期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针对中东冲突表述的分歧指向明确与内涵较为清晰。主权债务治理相关分歧虽博弈维度复杂，但整体仍以技术性规则磋商为主，属于机制和操作层面的博弈内容。从性质上看，若美西方调整博弈打压取向与释放积极协商意愿，并展现较为积极的政治意愿，在中外双方相向而行条件下，上述两类议题存在通过谈判协调显著减少分歧的可能。相较而言，全球失衡议题分歧更为复杂深刻，现实更为明显的结构性、全局性与长期性，是本次G20对话最为核心和最关键的争议问题。作为研究者的一种观察，可以说如果没有失衡问题的深刻矛盾，其它两个问题分歧或存通过协商调和取得共识的可能；反过来看，即便没有第4、13段分歧，如果美方坚持第10、11段的表述文本，失衡议题分歧仍足以导致两长会难产。

对全球失衡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可从不同层面理解。一是议题具有宏观全局性。全球失衡问题贯通国内宏观均衡与国际收支均衡，既根植于一国的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又直接决定对外经贸与金融关系的可持续性，是典型的开放宏观核心命题，覆盖维度广与系统影响深，远超出单一领域政策分歧范畴而凸显全局宏观属性。

二是议题具有周期再现性。全球失衡本质是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集中体现，历史上反复间歇性出现，21世纪伴随全球产业链重构、大国经济结构分化与金融体系变迁，失衡波动频次与博弈强度显著提升，呈现常态化、长期化特征。

三是议题具有多边高聚焦与跨年度延续性。在二十余年G20对话实践中，全球失衡是财金轨道高频关注聚焦的核心议题。结合本次阿什维尔会议的激烈分歧，叠加未来两年英国、韩国先后接续担任G20轮值主席国，除非失衡形势实质性缓和，或爆发其它黑天鹅或灰犀牛小概率事件，全球失衡可能会成为 G20多边经济治理中持续跨年度博弈的核心议题，相关规则叙事、归因逻辑与治理框架争论将延续展开。

四、内外互动、综合施策、推进经济再平衡

G20阿什维尔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显示，新一轮全球失衡再度成为多边治理的重点议题，折射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外部新矛盾。全球失衡是大国追赶进程中，守成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消长演化的产物。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传统实体产业竞争力整体相对走弱，但在资本市场、前沿技术创新、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等领域仍保有显著优势。这一结构性特征，决定其存在持续吸纳外部储蓄、维持经常账户逆差的内在动因与现实条件，构成本轮全球失衡的深层实质性根源。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伴随科技产业进步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阶段性呈现供强需弱的格局，顺差规模有所抬升，是本轮全球失衡的从属因素。但在当前全球失衡的主流叙事框架下，我国顺差问题被过度聚焦；在 G20阿什维尔两长会磋商过程中，我方独自针对公报初稿相关表述提出不同意见，正是这一博弈格局的集中体现。

我方在G20失衡议题磋商中独立承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近年来中美、中欧经贸关系紧张，WTO涉华贸易争端数量上升，国外“中国冲击2.0”“中国挤压论”负面叙事流行等因素一起，共同反映外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抬升、风险趋于增多的态势。对此，我方需要高度重视，并通过内外互动与综合施策加以应对。一方面，在G20外部失衡对话中变被动为主动，在超越美西方主流叙事、正面分析全球失衡成因的基础上，主动引领推动合作协调治理；另一方面，直面国内供强需弱形势下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需的脆弱性，在巩固加强科技产业前沿追赶动能的同时，着力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推进再平衡，逐步降低外需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相关政策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坚持底线思维，理性抵制片面施压叙事。面对部分经济体借全球失衡议题在多边平台构建单向约束叙事、向我方施压的倾向，我方应当基于事实阐明立场，维护合理发展空间。阿什维尔会议上我方对公报相关文本提出异议，正是这一原则在多边磋商中的体现。抵制施压不等于拒绝全球失衡治理合作，核心是反对责任分配失衡、主要针对顺差国特别是我方的片面归因和叙事。

第二，优化G20多边对话策略，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建设性参与，提升在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议程引导力。今年是G20聚焦新一轮全球失衡对话的起始回合；后续英国、韩国将相继担任G20轮值主席国，若无重大形势变化，财金渠道大概率会持续跟踪这一议题。回顾G20过往失衡治理实践，结合我国新阶段内外环境特征，建议在超越美西方主流叙事基础上，采取更加能动积极立场，推动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引入主要经济体多边承诺，完善全球失衡协同治理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2011年G20曾围绕全球失衡治理密集磋商。当时美方参照历史危机案例，提议为各国经常账户失衡占GDP比重设置4%的双向上限阈值，但该方案遭到中国、德国、沙特等多个成员的质疑与反对。各方最终达成共识，建立全球失衡参考性指南（Indicative Guidelines），依托 IMF 外部平衡评估模型（EBA）开展主要经济体外部平衡相互评估。2010年代全球失衡整体趋于缓和，多数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占比明显低于4%；我国2010-2019年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均值为1.9%，2018、2019年进一步降至1%以内。这段历史经验对认识G20合作调节外部失衡的选择空间具有启示意义。

在今年9月初阿什维尔G20两长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出，化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逆差国降低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率，顺差国适度扩大消费与投资。2026年10月16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IMF与世行年会及G20财金活动上进一步阐释：全球失衡是复杂结构性问题，根植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储备货币格局、各国宏观政策选择等多重因素，近年又叠加地缘冲突、保护主义等非经济扰动。各方应当全面客观、均衡看待失衡现象，依靠开放合作与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增长。两位财金主管负责人的表态，清晰呈现中方客观阐释成因、支持多边合作治理的建设性立场。

基于这一立场，我国可推动G20完善、充实现有共同评估框架，探索以“美国提升国内储蓄、中国扩大国内消费、欧盟扩大有效投资”的“三增”方向作为合作抓手，形成主要经济体的协同调整承诺，以此夯实大国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多边开放体系的基础。若主要经济体能够在协商共识下有序调整，将把全球失衡的演化节奏控制在相对可控区间，增强全球经济稳定性、缓和经贸矛盾，契合我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利益。

从现实约束看，我国在扩大消费的方向上，调整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更强；反观美欧，尤其是美国，兑现储蓄提升的承诺面临较大国内结构性阻力。由此形成两种情景：一是多边协同治理取得实质进展；二是受外方约束条件限制，协调成效不及预期。两种情景下，主动提出均衡调整框架，都有利于我方在双边、多边经贸对话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展现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第三，借鉴“十二五”推进结构调整的实践经验，以内需提振为抓手推动经济逐步从供强需弱转向供需动态平衡，从根源上缓解内外失衡矛盾。换言之，多边层面能否达成有效的失衡治理机制，并不完全取决于我方的合作意愿；无论 G20多边协调能否落地，推进国内再平衡本身，都是我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0-2011年，我国在G20失衡磋商中坚持立场的同时，同步启动国内结构性改革，其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提振消费、优化内外平衡发挥了显著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确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导向，并将“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作为重要目标。在这一导向下，“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我国结构调整取得“三升一降”的积极成效：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提升超过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提升6.1个百分点，服务业占 GDP 比重提升10.2个百分点；同期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持续回落，2018-2019年降至1%以下，显著低于当年讨论的4%阈值。

近年来，我国科技产业转型升级持续突破，但供给端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内需增长偏弱、消费短板突出，经济运行对外需和顺差的依赖度有所回升。针对供强需弱的深层矛盾，应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惠民生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部署，综合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房地产风险缓释、收入分配优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工具，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扩内需，加快内外再平衡。这一轮结构调整，不仅支撑开放经济平稳发展、改善我方在大国博弈与多边磋商中的谈判地位，也服务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改善企业盈利预期、夯实资本市场长期基本面等多重长期目标，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如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创造条件。

五、简短的结语

全球失衡是经济全球化深化进程中派生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大国追赶、主要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的阶段，全球失衡压力容易阶段性上升。在此背景下，依托多边平台开展协调治理、有序缓释失衡，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新一轮全球失衡治理磋商中的分歧，本质上是大国之间关于结构性调整责任如何分摊的利益博弈。我国优化应对策略的核心，不在于被动回应外部单边施压，而是化外部压力为改革动力，统筹多边议程塑造与国内结构性调整：对外倡导责任共担、均衡合理的治理规则；对内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从供强需弱走向供需共强；以内外经济再平衡的确定性，对冲全球经贸格局演变带来的不确定性。

注释：

[1]本文根据本文第一作者在某机构“G20效能弱化背景下：大国博弈与全球经济治理未来走向”内部研讨会上部分发言内容充实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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